23年2月，医院大门外还贴着被雨水泡皱的核酸采样点标识，入口处闸机的辊子却早已被卸下。病人和家属走到原来验码的位置仍会下意识地掏手机，保安坐在旁边喝茶，看见谁停下来便抬手往里一指：“直接进。”
唐子琪站在急诊科门口，脖子上挂的新工牌的照片还是旧系统里的那张。负责登记的人翻完材料后就把值班安排发到了她手机上，也没问她为什么换了规培点。
急诊留观室原有的床位接着墙氧，12月从大厅一直摆到走廊的临时床位用的则是便携氧气瓶。到了2月，护士清点氧气瓶时发现少了两只，问了几个科室后才最终在抢救室找到。
“先记icu那边。”
“12月谁记这个。”
旁边的护士正在收折叠床，听见后问：“走11个那天你什么班？”
“12个。五床也在。”
“她过零点了。”
“那算下一天。”
1月下旬以后急诊安静了一些，唐子琪走到分诊台时，新同事们已经开始商量怎么把去年攒下来的假休掉。商场换上了新的促销海报，地铁里咳嗽声越来越少，南京路和武康路上的外地游客又摩肩接踵起来。12月还在朋友圈替家里求药的同学又开始发聚餐和机票，往下翻很久才能找到报丧的消息。
三月中旬，上海暖得很突然，周五还在下冷雨，周六的太阳已经照得人睁不开眼，长风公园门口挤着拖着遛娃车和野营装备的人群。阿依夏穿了件山本耀司的黑色外套，手里拎着两瓶冰红茶，看见唐子琪便把其中一瓶扔过来。唐子琪接住，瓶身已经不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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